晨光初透，我便从泉州古城的喧嚣中抽身，往东海之滨的蟳埔村去。心里揣着一个新鲜的词——“簪花兔”。这称呼带着几分自嘲的俏皮，说的是如我这般外来客，笨拙又热切地想要融入那片花海与蚵壳墙的异乡人。车子渐行，市声如潮水般退去，一股咸润的海风气息，混着隐约的腥甜，从摇下的车窗缝隙里钻进来，预告着一场别样邂逅的临近。
村口并无显赫的标识，只觉眼前蓦然开阔。一片低矮的民居，墙面却非寻常所见。大块大块的蚵壳，灰白中泛着暗黄与浅褐，层层叠叠，密匝匝地砌成了墙。它们并非整齐划一，每一枚都保持着海浪与时间打磨出的原始弧度，相互依偎，拼凑出粗粝而又无比坚实的纹理。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那些凹凸的壳面便漾起一片温润而奇异的光泽，仿佛整面墙都在微微呼吸，吐纳着几个世纪以来海风的咸涩与渔火的温度。这便是“蚵壳厝”了。我伸手轻轻触碰，壳面冰凉，缝隙里似乎还锁着遥远潮汐的呜咽。这哪里是墙，分明是海的骨骼，是时光凝固成的浪头，沉默地矗立成陆地的堡垒。
沿着蚵壳墙间的窄巷深入，仿佛跌入一个流动的、芬芳的梦境。巷子弯弯曲曲，湿润的石板路映着天光。而最夺目的，是那无处不在的“簪花围”。几乎每一位迎面而来的蟳埔阿姨，无论年岁，发髻上都盘着一座绚烂的小小花园。她们步履从容，或挑着担子，或坐在门前处理渔获，那满头的春色便随着身姿轻轻颤动。靠近了细看，那发髻盘得紧实而圆润，以象牙或红漆的簪子固定，周围一圈，密密地插满应时的鲜花。洁白的茉莉，鹅黄的含笑，艳红的山茶，还有各色我叫不出名字的细碎朵儿，簇拥着，喧闹着，喷发着近乎放肆的浓香。花香并不清幽，而是泼辣辣的，甜丝丝的，与空气中海产的腥气、泥土的潮气毫无芥蒂地交融在一起，酿成一种独属于蟳埔的、生命力饱满的气息。一位阿姨坐在自家蚵壳厝的门槛上撬海蛎，手指灵巧，银刀翻飞。她发间的茉莉，雪白的花瓣几乎要触到沾着泥点的胶鞋，可她的神情却安详如深井。劳作与美，在这里不是对立，而是同根生的枝叶。
我的心被那花团锦簇牢牢牵住，脚步便不由自主地跟着一位提着竹篮卖花的阿婆，拐进了一处敞亮的小院。阿婆的女儿，一位眉眼含笑的中年女子，便是这“花铺”的主理人。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她让我坐在一面斑驳的镜子前，镜框也是老旧的木料。接着，一双温热而灵巧的手便在我的发间忙碌起来。她先将我的头发分成股，熟练地盘绕、固定，手法利落得如同她母亲撬海蛎。然后，便是那令人屏息的“簪花”了。从一旁的清水桶里，她拈起犹带水珠的鲜花，茉莉、素馨、玉兰……一枝枝，一朵朵，看似随意，实则胸有成竹地插入发髻的基底。花的颜色、大小、形态，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彼此呼应，渐次铺陈。不过一刻钟，镜中的我已面目全非——不，是焕然一新。头顶沉甸甸的，是一座蓬勃的、芬芳的、正在盛开的微型花园。我几乎不敢大幅度转动脖颈，仿佛稍一不慎，便会惊落一地的春光。
顶着这满头的繁华走进巷子，感觉立刻不同了。先前的我只是个沉默的观察者，此刻，却仿佛获得了一张无形的通行证。卖海蛎煎的大叔抬头，冲我喊：“簪花兔，来一份？香过你头上的花咧！”挑着担子的阿姨与我擦肩，会心一笑，用闽南语软软地夸一句：“水哦（美哦）。”孩子们跑过，也会投来好奇又友善的目光。这“簪花兔”的身份，褪去了最初的戏谑，成了一种被接纳的亲切代号。我走过更深的巷弄，看到蚵壳厝的墙根下，晾晒着渔网；听到敞开的门内，传来电视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；瞥见屋角，废弃的陶罐里，也倔强地开着一丛不知名的野花。生活的一切细节，都如此坦然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。
日头渐渐西斜，将蚵壳墙染成温暖的蜜色。我寻到一处小小的码头，坐在石阶上。渔船归港，马达声由远及近，搅碎了一海的金鳞。咸风毫无遮拦地吹来，我发间的花朵们一阵簌簌的轻响，几片花瓣挣脱束缚，飘飘悠悠，落入浑浊的海水，瞬间不见了踪影。头上的重量似乎轻了些，但那股馥郁，已丝丝缕缕，沁入了发肤。
归途上，我终究没有卸去那一头簪花。就让这渐次萎去的芬芳，再多陪伴我一程吧。它们曾属于大海边的泥土，如今也携着那片土地的温度与记忆。所谓“新中式浪漫”，在这蟳埔村里，我似乎触摸到它最真切的内核：它并非浮于表面的符号堆砌，而是让古老的、泥土里生长出的美（如簪花围，如蚵壳厝），以一种鲜活不褪色的姿态，介入并点亮寻常的今日。它浪漫，因这美与日常劳作、人间烟火毫无隔阂地共生着；它“新”，因这传统并非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一呼一吸的生命本身。
做一日的“簪花兔”，我戴走的，不只是一场花事，更是一段关于坚韧、关于绽放、关于如何将生活过成艺术的，潮湿而芬芳的启示。那咸风里的花香，大约会长久地，萦绕在我的记忆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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